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形态，以县城为枢纽、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易宝配资，既能将城市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又能通过乡村土地、生态、文化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在要素配置、产业协同等方面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范式。
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梗阻。传统城乡关系中的要素流动呈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持续向城市集聚，而农村土地、生态资源则因产权界定模糊与市场化机制缺失长期处于低效配置状态。县域经济通过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起要素双向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另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重构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传统城乡产业体系多呈现垂直分工特征，城市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农村往往局限于初级产品供给，这种割裂导致农村长期依附于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自主产业。县域经济通过构建横向分工与纵向整合相结合的产业协作体系，使城乡产业从梯度转移转向有机融合。
发展县域经济的重点是通过小城镇与农村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小城镇作为城乡要素交汇之所，在城乡融合中扮演着“联结人”角色。小城镇凭借要素集聚的优势，支持农村破除发展要素流失、产业断层与组织弱化的瓶颈；农村则依托资源禀赋与空间条件，为小城镇功能的辐射提供广阔腹地。
首先，小城镇有助于弥补农村发展要素的劣势。小城镇能够集聚并向农村输送管理型人才，这类人才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技术专精，而在于其整合分散的经营主体、重构生产关系的组织能力。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搭建利益联结机制，能够将分散的农户转化为具有市场议价能力的经营联合体，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组织形态。小城镇的科技服务平台能够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的中转站，通过将标准化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工具向农村传导，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小城镇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借助供应链金融、土地经营权抵押等工具，破解农村资产确权与风险定价难题，引导社会资本支农惠农。
其次易宝配资，小城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梯度配置，小城镇形成对农村人口的适度集聚效应，既避免了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又为农村留住人才创造了可能。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布局，降低了物流、信息、能源的流通成本，使分散的农村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并优化配置。此外，依托县域统一的要素交易平台与产权管理体系，小城镇通过制度供给为农村资源资本化提供实现路径，使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沉睡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发展资本。
再次，小城镇与农村融合发展能够构建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的产业生态。在纵向上，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前端通过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与精深加工园区，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后端依托物流枢纽与电商平台建设，打通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双向通道。这种“前延后伸”的产业链布局，使农村得以突破生产环节的价值锁定，通过参与加工、流通等环节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横向上，小城镇有助于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业态深度融合，引导农村特色产业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的落脚点在以县城为枢纽实现城乡融合。作为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县城不仅要发挥在县域内的引领作用，而且要通过内外协同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枢纽。
县城的枢纽作用体现在对县域经济体系的构建能力上。作为行政、经济、文化三重功能的复合载体，县城通过要素配置机制的重塑，将分散的县域空间整合为有机系统。在要素流通维度，县城通过建立统一产权交易平台与人力资源市场，使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权益实现跨空间优化配置，小城镇的衔接功能则将这些要素精准传导至农村生产单元。在产业组织层面，县城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来优化城乡产业布局。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县城，配套产业梯度分布至小城镇，基础性生产单元则布局于农村，有效改进了县域经济体系的发展能力。此外，县城作为城与乡的交汇点，通过优化制度供给可以更好消除城乡壁垒、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盘活存量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活力。
县城的枢纽作用表现为对内外资源的整合转化能力。作为区域经济网络的次级节点，县城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通道建设，既承接城市的技术溢出与产业转移，又将县域特色资源接入更广阔的市场网络。当县城将外部资本、技术要素与本地劳动力、土地资源创造性结合时，便能培育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另外，在要素整合方面，县城通过建立要素交易中心，使县域土地经营权、碳排放权等要素权益有序流转，既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又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开辟了通道。
发挥县城枢纽功能的最终目标，在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范式。通过建立县域统一的要素市场、产业标准与公共服务体系，县城将分散的行政单元转化为协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在要素配置方面，县城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劳动力、土地、技术的动态匹配，使小城镇能够根据比较优势承接适宜产业；在产业协同方面，县城制定县域产业规划，明确区域内各小城镇功能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在生态补偿方面，县城通过纵向转移支付机制，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种范式既保持了“县城—小城镇—农村”县域三级单元的差异化特征，又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发展合力。县城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生态红线与产业边界、小城镇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特色经济、农村依托资源禀赋培育绿色产业，县域空间从机械拼合转向有机共生。这种变革的深层逻辑是通过县城的制度创新能力将城乡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使发展成果在县域三级单元间实现普惠共享。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避免发展模式异化的负面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要以其生态承载力为产业布局的前提。防范城乡环境治理的割裂化倾向，不能以乡村生态退化为代价改善县城发展环境。避免工业化思维对乡土文化的消解，要将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理念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在空间重构中保留乡村肌理与传统智慧。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易宝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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